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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的中长期增长前景

来源:经济日报 处室:开发区管理处 发布日期:2015-02-25 今日/总浏览量: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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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仍然具有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厘清误区,更要认识到,经济增长潜力的释放不是自动的,而是需要我们通过改革和创新去争取的。关于“新常态下的中长期增长前景”这个话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从3个层面进行了深入阐述。

    一、如何认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讨论中长期增长,首先就需要回答中长期增长的潜力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30多年的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但从2012年开始,增长速度下降至7%至8%之间。关于这次增速下降的原因,大家一个共同的看法是,它不仅是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传统增长动力减弱的结果。

    但是,对于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如何,各界的看法却不尽一致。有观点认为,虽然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不能支撑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但潜在增长率也不会一下子滑落到前沿发达国家2%至4%的低速水平,而是具有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潜力。但也有一些学者更为乐观或更为悲观一些。

    我们的研究支持中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仍然具有中高速增长潜力的观点,并认为这个中高速潜力大体在6%至8%之间。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基于我们对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经验规律的研究、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判断及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比较优势的分析。

    大家知道,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经济增长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技术前沿国家的创新引领式增长,典型的如过去的英国、当今的美国等;另一类是落后国家或经济体的追赶型增长,成功者如日本、韩国等。前一种增长主要依靠的是新技术的突破和人口的自然增长,因此,尽管在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时也可以实现较快的增长,但长期来看,增长速度比较平稳和缓慢,长期的平均增长率大约为2%至4%。而后一种增长则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和作用,常常能够在一段时间里实现比前沿国家高得多的增长速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属于后一种增长,即后发追赶型增长。

    后发国家的追赶型增长,之所以能够实现比技术前沿国家高得多的高速增长,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所拥有的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大,压缩式高增长的潜力就大,后发优势减弱了,高增长的潜力就会变小;后发优势消失了,高增长的潜力也就不存在了。国际经验表明,追赶过程是一个逐渐缩小差距的过程,是一个后发优势逐渐减弱的过程,与此相适应,也是一个潜在增长率逐渐降低的过程。实证研究还发现,凡是成功完成追赶任务的经济体,其经济高增长过程都不是一下子从高速增长直接转入低速增长,而是在转入低速增长前,都经历了或长或短、或高或低的中速增长阶段。

    这是国际经验方面。另一方面,对我国发展实际状况的分析不难发现,首先,我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与技术前沿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后发优势依然存在,追赶型增长并没有结束。比如,目前我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到八分之一,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大约落后较多,等等。其次,从我国经济现实情况看,我国的后发优势特点依然明显存在。比如,我国劳动力成本只相当于美国的20%至30%。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接近枯竭之时,我国每年毕业600万至700万大学生,呈现出高素质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再比如,在提升城镇化质量、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等方面,我们也存在巨大的投资需求潜力。与此同时,我国还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我国是一个大国,不仅国内市场规模潜力巨大,且区域发展不平衡,有利于需求的渐次释放;我国制造业优势明显,有利于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转换,等等。基于这些独特优势,我们认为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里,我国仍然具有争取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二、如何把握中高速增长潜力与现实增长的关系

    对于正确分析判断宏观经济走势、制定正确的发展目标及调控政策而言,不仅科学判断增长潜力水平的高低十分重要,正确分析和认识增长潜力与现实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对我们确定发展目标、调控措施的政策含义,更为重要。在这个方面,可能有两个认识上的误区需要澄清。

    首先一个误区,就是将潜力等同于一定能够实现的增长。实际上,正如前面分析所指出的,增长潜力只是由经济发展阶段、与前沿国家发展差距及后发优势大小等因素所决定的增长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只是意味着我们通过努力有可能实现的增速,而不意味着通过努力一定能够实现的增速,更不意味着不通过努力就可以实现的增速。有3个方面的国际经验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是世界上有不少处于低收入发展水平的、非常贫穷的国家,它们的后发优势和增长潜力应当说也很大,但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快速增长。二是前面说过,即使成功实现追赶型增长的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等,其在相似发展阶段时,尽管后发优势或增长潜力比较相似,但最终实现的中长期平均增长速度,也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异。三是一些追赶不那么成功的国家或地区,虽然在发展的初期都经历了高速增长,但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却出现了发展的停滞,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3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充分说明,中高速增长潜力只是一种增长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并不会自动或必然实现,其能否实现或能够实现的程度,不仅取决于一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客观环境,更取决于其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及发展政策是否与环境的变化相适应。

    回到我国的现实。过去30多年,我们实现了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经济和社会面貌也都因此得到很大改变,成就是巨大的。但现在发展阶段变了,国内外客观环境变了,这种变化,不仅使得我国潜在增长率发生变化,也要求经济体制、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政策及时作出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从而为经济能够实现中高速稳定增长奠定基础。为此,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

    我们现在讲的新常态,更多指的是客观环境的变化,发展条件变化的新常态,而不是发展动力、发展模式的新常态,发展模式的新常态还在形成的过程当中,还需要我们通过改革努力去争取。因此,新常态要有新的精神状态,要通过我们的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而不能坐等中高速增长的自动降临,错失发展良机。

    增长潜力的释放需要我们努力争取,但也不能盲目争取。另一个大的认识误区,就是把增长潜力误认为是每一年、每个时期或每个地区都能应当争取的增速。实际上,潜在增速是就一定时期全国的平均增长潜力而言的,而现实当中的增长会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波动变化,这都是十分正常的。特别是在当前的“三期叠加”时期,旧的发展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发展模式和增长动力有待形成,同时,还面临调整结构、化解矛盾和风险的艰巨任务,这时个别年份的增速甚至可能会低于潜在增速,也不能说就不正常。因此,经济发展目标的设定和经济调控政策的实施,应立足于实现中长期健康发展,而不是过于注重每年都能实现中高速增长。

    另外,“三期叠加”时期,分析经济形势时更重要的是要看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是否得到改善,矛盾和风险是否得到化解,新的增长动力、增长模式是否正在形成,是否有利于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等等。如果为了维持较高的增速,而使得结构进一步扭曲,矛盾进一步积累,环境进一步破坏,那是得不偿失的。

    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4%。但与此同时,除增速指标外的其他指标,包括就业、居民收入、企业效益、财政收入、节能减排等,都有所改善。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当前经济运行状况是正常的,是符合调控政策预期目标的。一方面,经济增速虽有回落,但7%左右的增速仍处在我国现阶段潜在增速的区间范围之内,在全球范围也是较高的增速。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深层矛盾、调整结构、提高发展质量的必然要求和必然反映。从实际效果看,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回落了,但经济的结构和效益状况得到了改善,风险释放总体上也处于可控范围,从而有利于为长期的稳定增长奠定基础。

    三、如何通过改革为增长潜力释放奠定基础

    首先,要通过改革,释放我国在要素供给方面依然具有的比较优势或后发优势。比如,虽然我国劳动力成本远低于美国,但由于政府管制过多、竞争不充分,致使我国在资金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远高于美国。如果计算综合成本,中国反而高于美国。这是导致近年来不少美国企业回归、甚至不少中国企业选择到美国设立分厂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改革打破垄断,提高这些领域的质量,降低成本,就能为我们本来具有的比较优势的发挥创造条件,就能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其次,要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创新投融资体制,释放巨大的国内需求潜力。比如,现阶段我国依然具有巨大的投资需求空间。想象一下,只要将现在城市的地下管网改造一遍,需要多大规模的投资?要使我们的大气污染、水资源污染得到基本有效的控制和治理,需要多大规模的投资?等等。问题在于,与先前的投资相比,这些领域投资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们大都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都不是可以直接商业化的投资。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财政、金融制度的创新,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可持续的投融资体制,从而充分释放国内投资需求空间,也会从需求侧形成增长的新动力。

    再次,要尽快形成有利于新产业成长的体制和政策环境。现阶段,一方面,信息、新能源等技术进步可谓一日千里,另一方面,基于商业模式创新的新业态也层出不穷,把二者相结合,更展现出无穷的新商机、新业态。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健康、环保、养老等服务也存在巨大需求。但这些产业的发展也面临监管方式、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的制约,也需通过体制和政策创新创造适宜的环境。

    最后,要加快改革,尽快构建起有利于创新的体制和社会环境。增长阶段转变从根本上来讲要靠创新,而适宜的创新环境要靠政府来营造。更为重要的是,从全球资源环境状况来讲,中国不可能在因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范式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而应通过创新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从客观条件来讲,我国人才资源丰富,科研教育基础扎实,具有巨大的通过创新驱动发展的潜力。但长期以来,由于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立项等方面存在弊端,严重制约创新驱动发展潜力发挥,须通过加快相关方面改革创造有利的创新创业环境。

    总之,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仍然具有中高速增长的潜力,但这个潜力的释放不是自动的,而是需要我们通过改革和创新去争取的。在当前的“三期叠加”时期,更需要着力解决结构矛盾,化解风险,着力提高增长的质量,并在此基础上着力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各项改革,为新的增长动力和新的发展模式的形成奠定体制基础。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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